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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家荣的博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日志

 
 
关于我

著名翻译家

原籍浙江镇海。出生于辽宁鞍山,自幼生长在北京。81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专攻日本近现代文学。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尔后一直在该校任教至今。担任《翻译课》以及《日本文学研究课》等。现为日语学科硕士生导师。曾多次赴日研修。在教学之余,因偶然机遇,开始了翻译,感觉与翻译有些缘分。虽亦艰辛,但乐在其中。代表译作有渡边淳一《失乐园》,三岛由纪夫《丰饶之海——晓寺》,谷崎润一郎《疯癫老人日记》,东山魁夷《京洛四季——美之旅》以及近年的大江健三郎三部随笔,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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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越境(在中日青年作家会议上的发言稿)张悦然  

2010-09-09 18:43:41|  分类: 中日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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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讲一个故事,大家或许听过,是契诃夫的一篇小说。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与他的爷爷到偏远的村庄做客。那是炎热的夏天,路上扬满烟尘,到了主人家坐下来,男孩觉得非常无聊和烦闷,直到他看到主人的女儿从里面走出来。她非常美,那种美,就像一股风吹进灵魂里。可男孩体会到的既不是欢乐和痴迷,也没有想要占有的欲望,他只是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忧郁。他的爷爷似乎也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中,不再谈论牧场和绵羊,只是沉默地望着女孩出神。男孩忽然很可怜自己,可怜爷爷,可怜这个美丽的女孩。他意识到,他们所有的人,似乎都失去了一生之中很重大和必要的东西。男孩隐隐觉得,那种美不过是偶然地栖息在女孩的身上。我们一眼就认出那是美,却又无法说出它为什么就是美。它在我们之前就存在了,在我们之后也依然存在,而美的载体,那个女孩,亦或是另一个女孩,她们的生命相较于美,是如此地短暂。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小说的名字叫《美人》,讲起它是因为,这篇小说中所表达的那种情绪,我常常能够在日本作家的小说中感受到。川端康成,太宰治,他们似乎都曾是那个小男孩,在刹那间的触动之下,开始沿着此间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展开他们在文学世界里的思考与探讨。或许应该说,这种情绪,本身就根植于日本。“物哀”,是日本的一种文化情结,与西方存在哲学的碰撞中,它被激发出更强烈的能量,从芥川龙之介开始,这种合力变得尤为明显和激烈。 在东方式的思维中,“人”与“天”,也就是说与自然万物,在观念中并没有那么大的间隔,所以“物哀”更多的只是一种“天人交感”,淡淡的、氤氲的哀伤;但放到西方的基督教背景下,由于人的地位早已经由神的承诺,一个真诚的作家直面人的无常的时候,所受的震撼是巨大的。当西方的契诃夫感知到人不能恒久地承载美时,他既有“物哀”式的、将美人的美与瞬息万变的晚霞相等同的哀伤,也有由此带来的,对“人”的神圣性持久的怀疑,以及对于怀疑的痛苦。存在哲学将这激烈的痛苦融入了日本文学。

而太宰治也在《斜阳》中,提到契诃夫的剧作《樱桃园》。在《樱桃园》里,作为贵族的女主人公卖掉了自己的庄园,购下庄园的商人要砍掉庄园里她所珍爱的樱桃树。而在《斜阳》里,作为贵族的男主人公直治离开已衰败的家庭,一个人拮据地生活,最后去世,在遗书的结尾却写着“我是贵族”。《斜阳》中,直治母亲浑然天成的贵族气度无疑是美的,直治的固执、天真也是美的,但在刚刚经历二战的日本,美就像庄园里的樱桃树一样被砍伐着。直治对贵族身份的矛盾态度,和契诃夫面对美时既悲哀又愉快的心情一样——既厌恶使人的生命与美失之交臂的确定的命运,又需要为自己所看到的美找一个可信任的寄托之所。

  村上春树在《海边卡夫卡》以及《1Q84》两本书中,也援引契诃夫来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倘若比较两本书中引用,会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在《海边卡夫卡》中,村上春树只是将契诃夫的关于必然性的观点提炼出来,放置在那里。而到了《1Q84》中,小说中的人物和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一样,首先引用了契诃夫关于必然性的一句话,“小说中倘若出现手枪,就一定要让它发射”,而后,那个人物说,现在这个经过了法西斯和核爆炸都仍然存活下来的世界,小说的作法有所改变也不稀奇。

阿多诺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村上在这里似乎是说,在如此丑恶、凶残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活下来了,这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去纠缠那些终极的问题,必然性的问题。但实质上,逃避了对必然性的追究,也就是逃避了始终作为必然性的反面而出现的那些短暂、无常的东西——比如说,美和爱情。他在《挪威的森林》开头写道:“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而在结尾时说:“我们活着,只须考虑怎样活下去就够了。”这里的“活下去”也就是将永远持续下去的逃避。事实上,在我阅读在坐日本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时,也体会到非常相似的一种“活下去”的逃避。

   让我们再回到契诃夫那篇小说。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位中国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那篇小说。他的理解令我非常吃惊。他认为,男孩感到忧郁,是因为觉得那个美人生在那么偏僻的地方,纵然如此美丽,却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到,实在是一种浪费,太可惜了。她应该……,还不如……,最后一句的假设,他并没有说出口,不过能够感觉到,他心里似乎在卖力地帮美人设想另外的可能,不浪费的可能。这位学者很资深,这篇文章还被印在中学生的考卷上让大家学习和理解。我最初读到的时候,觉得一种遥远的,空渺的,高高悬挂在空中的情感,忽然被人拉扯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染上了尘土。然而仔细地想一想,却又觉得,在中国像他这样去理解的人大概会有很多,这种解释的确可以折射出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是一个讲究实用主义的国家,人们总是会问,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它应该怎么用。庄子的著作中就有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人看到一棵因为长得怪异而无法被利用的老树,于是感慨道,不能用它做柱子,不能用它做家具,甚至不能用它做燃料,所以生命对它来说,就是枉费的。庄子则说,它有无用之用,因为它可以借此保存生命。这和老子说的“当其空,有器之用”是一致的,放到契诃夫的小说中,也正因为人的命运与美只是擦肩而过,所以作为偶然的美才能寄居在人的身上,被人偶然地发现。这是古代中国人给出的解决之道。

然而现在的中国,更多的人,不读庄子,而一棵畸形的树大概根本也没有机会长到那么年,人们会把它砍掉,再栽一棵可以用的。同时,中国人又是乐观和积极的,所以看到那令人绝望的,没有出口的美,我们的学者非常积极地想,要是把这美移到别的地方呢,说不定就会好些呢?不过,奇怪的是,在这种狭隘的,落后和笨拙的观念面前,我不再像少年时那样感到反感和抗拒了。相反的,我细细地咀嚼着这种观念,它与我所在的这片土地和人群相连,与我每天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风景相连,它们浑然一体,如此真实和生机勃勃。我无法漠视它,也没有办法逃避和绕开。这样的从思想退回去的乐观、和村上想要从思想逃出去的悲观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所以,表面看起来,中日两国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在主题和内容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可是事实上,所处的思想经纬却是非常不同。

  在开始准备这次发言的时候,我心里很悲观地想,我们可以交流什么呢,我们是陌生的,也是如此不同。最终,我对自己说,交流的一个前提,应该是首先确认自己的位置。而以我浅薄和极其有限的见识,能做的或许也仅限于此。所以,姑且就用契诃夫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一下我们之间的距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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